简帛文献与中华文明的前史传承
原标题：简帛文献与中华文明的前史传承
自上世纪二十时代“古史辨派”“检查古史”，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李学勤先生倡言“走出疑古时代”，对我国上古时期前史的研讨日渐深化，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观念的从头树立是其间的要害。中华文明的源流追溯和前史传承成为全社会重视的文明事象，而简帛文献的发现和研讨，是中华文明前史传承研讨中的重要环节。
简帛文献与我国古代前史记叙的特色与优长
考古学专家指出：“20多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号很多都邑性遗址的调查和开掘，逐渐掀开了中华文明来历的奥秘面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本厘清了中华文明来历和前期开展进程”。（陈星灿：《促进中华优异传统文明的传达》，《人民日报》2022年8月18日第20版）国际前史研讨的常规，通过考古效果来对前史时代进行断定，无不与文献结合。而我国前史文献之丰厚及传承不停，众所周知。
有关我国前史文献的特色与优长，闻名书本与文献专家、美籍华裔学者钱存训先生在其名著《书于竹帛——我国古代的文字记载》中，有精要的论说。他说：“人类的前史，大部分多赖文字记载的撒播，是以保存至今。我国人关于思维与活动的记载方法和技能，在国际文明开展史上，自有其特别的位置。”钱先生指出：“我国文字记载的一个严重特色，就是它独有的持久性和连续性。这一特色使得国际上一个有创造性的远古文明得以继继绳绳，连绵至今。我国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义以外，还有其特别的形体，这种具有特别形体的文字，逾越了时刻上的改变和空间上的约束，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国际上一个最巨大的文明全体。”
李学勤先生在给该书所作的《序》中，征引上文后评论说：“我信任，但凡读过《书于竹帛》的人，都会被这一含义严重的定论所感动。”李先生所说的“含义严重的定论”，包含其在阐明中华文明源流方面的重要含义。《书于竹帛》对我国书本的源流，从甲骨刻辞、金文、碑碣文字到竹简与帛书都有全面的叙说。总其要者，从文献传承的视点来说，书本与帛书，尤其是记载书本的书本文献，特别具有论说的价值。
书本文献的载体是书本，它是运用竹、木所制成的各种书写材料，包含简、牍、觚、楬等。因简为大宗，所以往往将上述书写材料统称为“简”。以简编连而成的册，是古代书本最常见的方法。
简册书写文献的运用很早。《尚书·多士》：“猷！告尔多士，……惟尔知，惟殷祖先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上引《多士》篇言语出自周公之口，诰教目标为商王朝遗民。由此可知，商代简册文献的存在情况及其内容为其时人们所熟知。其可信性不容置疑。甲骨文中，亦多有“册”及用“册”的记载。学术界对殷商时期现已运用简册的现实有必定性的研讨定论。据此可知，现存《尚书》中的《商书·盘庚》等篇，以及《诗经》中《商颂》的来历有着文明和准则方面的根基。
别的，简帛文献载体因有机材料的物质特色，决议其难以在一般条件下保存，这就使得在壁中、地劣等场所埋藏，而被后人从头发现的古代简帛数量不多，故应该特别珍爱。
历代简帛文献的发现及其含义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我国文献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遭到阻断。汉代拨乱兴治，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后，各种先秦典籍纷繁呈现。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壁中及其他当地，有先秦古书的出土。其时还有人献出所藏先秦旧书。汉代发现的先秦古书，首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孔子壁中书。《史记.儒林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於是矣。”《汉书·艺文志》说：“《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及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二、汉代其他出土文献书本，包含《礼》《尚书》《孝经》等。《汉书·艺文志》：“《礼古经》者，出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类似，多三十九篇。”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刘向《别录》：“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内者，献之。”孔氏又引《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许冲《上〈说文解字〉表》：“《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
三、张苍所献《左传》，以及河间献王得所古书等。许慎《说文解字·前叙》称：“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其文字与孔子壁中书和出土的鼎彝铭文“皆自类似。”《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脚踏实地。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咱们今天所运用的各种典籍，都是通过汉代学者收拾传承下来的。汉代呈现的各种先秦古书，关于汉代学统的树立有重要含义，其影响一向继续到现在。
汉代今后，墓葬中发现古代简册书本的闻名事情是“汲冢竹书”的发现。王国维对包含“汲冢竹书”在内的简帛文献发现，于我国古代前史研讨方面的含义有精辟的定论，他说：“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然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然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成果不甚明显。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证其说，而《竹书编年》所记禹、益、伊尹业绩，至今成为我国文学上之严重问题。然则我国书本上之学识，有赖于地底之发现者，固不自今天始也。”（王国维：《近二三十年中我国新发见之学识》）
《竹书编年》所言“有共伯和者摄行皇帝事，非二相共和”，与《史记·周本纪》的记叙不同，但得到清华简《系年》的支撑。总归，汉代以降简帛文献的出土的发现，对我国古代前史的叙说及中华文明的传承，含义严重，影响深远。
20世纪以来的简帛文献的发现及其含义
出土文献在二十世纪学术研讨的许多重要发展中，曾起到要害性的效果。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使用其时新发现的甲骨卜辞编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论文，证明了《史记》所述殷商史根本正确，并由此揣度出“夏后氏世系之的确”。这一定论将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前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是简帛文献很多发现与研讨极大推动的时期。从载体上来说，除简帛外，还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碑文文献等。书本类文献，首要包含两大类，一是文书类，二是书本类。文书类包含常见的墓葬遣册，也包含古代的档案、公函、律令、簿记，还有岁记、历日、日书、医杂方等。这些类型的文献对研讨其时的社会准则和古代人们的生活情况是第一手的材料，自然是名贵的，但是，从中华文明的前史传承的视点来说，传世典籍和与传世典籍相类的书本，具有更大的含义。《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收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多载有经籍类文献。如郭店简中的《老子》三种及《缁衣》等，上博简中的《诗经》类文献及多种儒家文献，清华简中的《诗经》类、《尚书》类文献，安大简中的《诗经·国风》及《论语》类文献。除此以外，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简及秦简，海昏侯墓西汉简等，也都有重要前史文献价值。
经典类的简册文献的前史含义，有两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对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思维家的研讨，包含其思维根由、统绪构成及其在后世的传递。二是我国古代前史的探究，包含夏、商、周三代及其曾经古史的断代及前史定位。
关于第一个方面的研讨，因《郭店楚简》的宣布而首要作出了打破。1999年11月7日《我国青年报》第3版以《郭店楚墓竹简怎么改写我国思维史》为题，宣布了闻名哲学家和思维史家庞朴等人所编撰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的中心是论说郭店简对孔子到孟子之间思维的传承。而简本《老子》则有另一方面的含义。《郭店楚简》的收拾者指出：“简本《老子》甲、丙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它的绝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附近或相同”。这关于必定前史文献所记载老子其人其书是有力的依据。老子与孔子联系的研讨，也可由此而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缁衣》《五行》等文献，“暗示其时思孟学派在楚地撒播甚广”。《性自命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等新见儒家类文献关于我国思维史也有着重要含义。这些，显现战国时期，乃至前推若干时段，楚文明与中原区域文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关于中华文明的多元共同，是极好的阐明。
就我国“三代”史而言，夏代的存在曾遭到“古史辨派”的质疑，而如前所述，王国维曾据殷墟所出甲骨卜辞，揣度《史记》所载“夏后氏世系之的确”。据《国语·鲁语》记，被汤打败后，“桀奔南巢”。上博简《容成氏》对这一严重前史事情有更具体的记叙：“桀乃逃之歷山氏，湯又從而攻之，降自鳴條之遂，以伐高神之門。桀乃逃之南巢氏，湯又從而攻之。遂逃去之桑梧之野。”两相比较，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有关夏桀结局的首要内容共同。后者还说到桀最终的归宿之地为“苍梧之野”。这是耐人寻味的。前史上“苍梧之野”与舜相关。而这一带的相邻区域，出土青铜器有被断为“早商时期”的，非常精巧，其文明来历值得研讨。清华简《厚父》《参不韦》等出土文献，也为夏代前史的研讨供给了新的材料。
在国际各陈旧文明中，中华文明的内在及传承方法都有着本身的特色。就文明的传承来说，经孔子总结的三代前史文明，以《大戴礼记》中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和《礼记·礼运》篇为代表，传之后世，绵绵不停，皆有所本。二十世纪以来简帛文献的出土，更对今世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效果，值得咱们努力作进一步深化研讨。
（作者：姚小鸥，系聊城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来历：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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